浅析新时代的知青小说中的“铁姑娘”形象书写-牡丹江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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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时代的知青小说中的“铁姑娘”形象书写

来源：未知作者：admin 日期：2020-06-30

本文为牡丹江大学学报官网文章。
[摘要]“铁姑娘”形象是作家审美期待和文学理想外化的产物，“铁姑娘”形象与作家所受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濡染密切相关。“铁姑娘”形象多是男性作家笔下男主人公激情、理想、青春的纯美象征，在艰苦岁月中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女性作家在塑造“铁姑娘”时，更注重从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方面，开掘“铁姑娘”们真实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作家形成“群体精神同盟”，观照知青一代在“文革”中个体生命被扭曲的现象，女性作家的叙事话语是依附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叙事话语而存在的。“铁姑娘”形象是他们构设的虚拟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知青小说；“铁姑娘”
深入探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知青小说中“铁姑娘”形象，会发现她们依然是作家审美期待的产物，这与作家深层的文化心理相关。男性作家塑造的“铁姑娘”形象，大多是男主人公激情、理想、青春记忆的纯美象征，使他们的荒凉心境得到慰藉。女性作家在塑造“铁姑娘”时，更注重从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方面，开掘“铁姑娘”们真实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作家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共同反思真实生命个体“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共同构设了虚拟的精神家园。
一、成规想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铁姑娘”形象
男性作家在表现“铁姑娘”的生存状态时，以主流话语对“铁姑娘”的要求为导向，同时按照自己的需要不断修改主流话语对“铁姑娘”的限定，“铁姑娘”形象的完美或欠缺，是依据作家审美视域的改变而改变的。王爱英长篇小说《当代骑士》中，柳莺倾慕陈英男与其相爱时，在陈英男的眼中“她是完美的化身。”可是当柳莺力劝他不要再卷到政治旋涡中，渴求一种平静的生活时，陈英男突然发现，柳莺不再纯洁、善良、美丽又可爱，“他们的爱情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在王爱英等男性作家笔下，当他们爱慕的女性和他们志同道合，她们敬佩、欣赏、支持他们的人生理想时，这些女性在他们眼中是美的。可是当柳莺们在现实重压的喘息中感到自身渺小，心灵脆弱，而追求安稳生活时，陈英男们感受的是美的幻灭感，理想世界坍塌了一半，他们不愿也不想去了解柳莺们。因为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叙述者坚信，在强大的时代话语感召下，他们赋予男主人公的理想是伟大而崇高的，这是毋容置疑的。所以在他们失去柳莺们后，相信总会有一个同样完美的支持他们理想的女性出现。柳莺这样的女性形象是依据男性价值观的话语逻辑想象而成的。因而在柳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主体性的缺失，一个丧失了主体性的他者──女性形象被塑造之后，满足了社会的认同期待。“铁姑娘”作为时代女性集体无意识地接受男性想象、模拟的女性话语、女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自己不再是自身经验的言说主体，她们的形象和内心都无可避免地被男性话语所控制。在传统文化系统的刻板印象中，女性是作为符号存在的，往往归纳为天使与魔鬼或者圣女与荡妇的两极。我们在文学中所见的才子佳人、英雄美人及祸水倾国等等这样一些叙事模式，都是两极符号运作、整合女性并体现为想象成规的结果。在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中，男性作家是从男性的主体愿望出发把女性归为两极的成规想象。这是维持了数千年的两性关系的文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波伏娃说女性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那么，很多文学文本中的女性是被男性文化想象和价值取向所造就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小说中的“铁姑娘”形象就是男性作家成规想象的结果。
知青小说中很多男性作家笔下复杂的“铁姑娘”形象大多是男主人公激情岁月中理想、青春的纯美象征，“铁姑娘”是使他们在苦难的泥淖中获得慰藉和希望的温柔、善良的女性。这些“铁姑娘”是男性根据自身的审美理想创造出来的。在苦难深重的岁月里，男性借此完成了自我的救赎。梁晓声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我”正是在与李晓燕心灵相通的朦胧情感中，看到苦难岁月中的一抹亮色，李晓燕外表果敢坚毅，内心却非常善良，她在险恶的环境中竭尽全力保护“我”这个男知青和妹妹这样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在她的影响下，“我”改变了生活的态度，理解了妹妹的情感和遭受的不幸。这样的情节模式是许多知青作家常塑造的模式，知青小说中受挫受难的男知青通常会因为得到一个有主见的女性的友谊而走出困境。“劳动是无法将主人公从身份迷失的精神焦虑之中解救出来的，而惟有精神抚慰，心灵的沟通才能让主人公找到寄托和希望，把这场灾难看作是生命的历程，并由此看到人生转变的可能性。”对于男性来说，温柔善良的女性给予他们爱情的滋养，确实可以激发人在涅槃中重生的力量，但是知青小说中引领男性走出苦难的泥淖，获得精神提升的女性形象，也不乏“铁姑娘”这类形象。只不过是这类形象塑造依然囿于传统男性话语对女性角色本身承担的一种期待。李晓燕等共同特征是美丽、善良，对男性的爱是执着、宽厚，而对于“铁姑娘”自身在文革历史中复杂处境及多重的心理流变基本都被隐去，剩下的是纯洁、崇高等含有极浓的期待意味的修辞。“铁姑娘”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承载作家思想、观念、情感、意志和欲望的混合物。现实世界中人们被“语言和思想的物化”，往往以为“铁姑娘”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铁姑娘”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铁姑娘”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性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铁姑娘”的性别角色期待。
二、灵性开掘：心理世界复杂、分裂的“铁姑娘”形象
女性作家在塑造“铁姑娘”时，虽然也不能摆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但她们更注重从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方面，开掘“铁姑娘”们真实而复杂的精神世界。女性作家在性别上有别于男性作家，因此在塑造“铁姑娘”的时候，会有意或者是无意地将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生理和心理上有别于男性）带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去。在男性作家多按照意识形态话语塑造“铁姑娘”形象的时候，女性作家虽然和男性作家也存在着借塑造“铁姑娘”图解政治的特点，但是她们则更加地注重挖掘“铁姑娘”们复杂而真实的精神世界。知青“铁姑娘”既作为群体身份出现，也是独立的生命个体。真实的“铁姑娘”也是复杂的生命个体，女性作家在塑造“铁姑娘”时有意或者是无意地，把她们书写成有灵性、有血肉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把“铁姑娘”定义为“中性化”的人。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岗山的世纪》中李小琴从外在的体质上看是标准的“铁姑娘”，她自己说“割豆子，拉滚子，挖沟，抬粪。割麦子时候，我长了一身疮，也没请假回家。”“铁姑娘”就是在这种劳动中打磨自己。她为了能够得到回城的机会，不惜去引诱手中握着她能否回城大权的生产队长杨绪国，并委身于他。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李小琴并没有实现回城的愿望，她开始打击报复杨绪国，他作为奸污女知青的干部而遭到批判，杨绪国被她整的身败名裂。李小琴被迫搬到岗上去生活，但是她还是被杨绪国千辛万苦地找到。最终，他们俩身陷性欲的深渊中而无法自拔。李小琴作为女知青的复杂性体现出来：白天她是被人称道的“铁姑娘”，夜晚又是一个为人不齿的放浪女，她和杨绪国在欲望中的狂欢，享受着男人女人的世俗之欢。虽然二人在岗上生存了不到一个星期，但是却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漫长。作家揭示出李小琴复杂的精神世界，不可否认的是，她内心深处对杨绪国必然有难解之恨，但是她对他却依旧是依恋过多，在依恋中消解恨，在恨中又消解着爱恋。因此，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绝不仅仅是对男女两性的欲望化书写，更为真实地呈现了“铁姑娘”的心灵史，一个战栗的灵魂的绝叫与自白。王安忆以她女性作家独有的灵性开掘，深刻展示了一个心理世界复杂、分裂的“铁姑娘”形象。处于青春期的“铁姑娘”们的青春本性本应该是活力四射的，但是它与意识形态话语对“铁姑娘”的限定和期待是相矛盾、相冲突的，女性作家有意无意地书写“铁姑娘”被压抑的失去活力的青春本性。铁凝的中篇小说《麦秸垛》中的杨青在下乡的初期是“铁姑娘”，她“故意不戴草帽，让太阳把脸晒黑。”“故意叫手上多打血泡──有一次最多是十二个，她把它们展览给人看”。以此来显示自己作为“铁姑娘”不怕困难的作风。四年的插队生活，她有很大的改变，在劳动生活中标榜体现“男女平等”的意识逐步消解。处于青春期的她认为处于爱恋行为中的女性应该是矜持、内敛的。青春躁动期的她倾心爱慕着男知青陆野民，她目睹沈小凤勇敢地向陆野明表明自己强烈的爱恋时，她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欲望，不过分地逼迫陆野明做出明智的抉择，她也相信自己对陆野明最大的爱恋是宽容，默默地付出自己的爱。青春本性在她的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浮动，但是她却压抑着这种青春本性的迸发，甚至是一直暗恋着陆野明。沈小凤和她同为插队知青，但是她狂热地追逐陆野明，和他偷欢于麦秸垛，用自己年轻的资本显示了青春就是任性的主题，青春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人的一种本能是压抑不住的。女性作家们在挖掘“铁姑娘”内部精神世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女性内在的真实精神世界，对妇女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男女平等”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铁姑娘”们被简单的定型为符号化的存在物。女性作家更多的是表现“铁姑娘”作为女性生命个体的本能欲求，女性作家多方面、多层次、立体化地塑造“铁姑娘”形象，为从思想意识层面解放女性做出了切实的努力。
三、两性同盟：“文革”话语下的人性开掘
在“反思”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作家开始对“知青”一代的命运进行反思。作家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女性叙述在依附男权话语的前提下，形成“群体精神同盟”，共同反思发生在“文革”这场政治事件中，人性被扭曲和异化的现象。作家书写知青们的心路历程，陈述个体生命的信仰受到无情嘲弄后，知青们感到被欺骗后的愤怒、悔恨，同时又对未知的世界感到迷茫、虚惘。作家笔下的“铁姑娘”们，共同质疑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在那个年代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也没有明显的性别姿态要成为历史的主人，对于男性文化仍是持有自觉的认同姿态。在对理想的想象性构筑中，女性把自我追寻的男性标准当作一种浪漫的归依。但是透过“铁姑娘”看到的不是虚假作戏的时代，就是陌生的时代，或是自己的青春迟暮的年代。可是这一切并未被她们的眼睛观照，她们相信努力拼命干可以得到现实中存在着纯真、美好的东西，努力寻求他人对自我的认同，在这种认同感中实现自身价值。王安忆《广阔天地的一角》中的雯雯相信周围的一切，可是在她执着的背后无法掩饰对周围人的疑惑。在理想与现实分裂的年代，单纯人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被现实痛击的荆国庆感到保护单纯的雯雯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女性对人生的美好期待总会在骑士一般的男性那里得到呼应、依赖。
作家们正视“铁姑娘”身上存在的弱性质素，书写在知青年代“铁姑娘”们是如何疯狂、膨胀发展的，他们试图去探究，在价值沉沦过程中，作为权力牺牲品的知青一代其个体生命的真实感受以及对革命话语的反思，女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叙事时是以依附男权中心话语的形式而存在的。在反思性小说文本中作家把曾经意气风发的“铁姑娘”从青春美好的图景中拉回到现实。在梁晓声创作的短篇小说《白桦树作证》中有一个马场女知青排长邹心萍，她曾经立下誓言要在北大荒扎根，但是当曾经和她一块扎根的“三姐妹”中仅剩她一个人时，知青集体大逃亡回城时，她的内心世界也是矛盾悲苦的。丈夫回城探亲因贪恋城市生活而一去不返，做了逃兵，她的扎根誓言也成为那个时代荒唐的事情，当知青返城风刮起的时候，她不得不满怀着无奈和不舍含泪告别北大荒。在知青年代“铁姑娘”们真实的内心世界是矛盾的、复杂的，她们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消磨自己的青春本性，牺牲自己的幸福，在灵魂的觉醒中艰难地生存。她们在“文革”中经历了从时代的佼佼者到“再教育”对象的身份上急遽改变，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的生活变迁。她们在自己的青春岁月中，经历了身份和生活空间的置换。经历文革的知青一代恰恰是没有实现这种虚构的优越性的青春一代，她们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她们承担着历史对一代人青春财富浪费的后果，而她们又将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考虑去重新获得这些财富。“铁姑娘”就是这样一群知青，她们将自身存在价值放置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以期得到社会的认可。在这种叙述中作家运用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叙述，没有真正的女性叙述。戴锦华对此批评说：“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巨大社会变革中，一股重建男权秩序的潜流夹杂其间，渐渐浮现。但是很少女性警惕这股强大的文化潜流。她们更看重的是自己与男性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同盟关系：共同反抗‘文革’时代的黑暗，共同拒绝‘文革’历史的重演。”翻开文学史也可以发现，作为弱势文化群体的女性，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表意体系，而要进入到强势文化的象征秩序中，她们就必须操持着强势文化群体──男性认可和允许的语言规范。“铁姑娘”们的声音又一次以男性权威话语方式貌似强大地凸现出来。但是作为女性在这样的“镜像”式映照中没有获得可供她们群体参照的主体性印证，不过是性别化妆舞会“花木兰境遇”的现实幻象。对于这种自觉认同男性文化并被男性文化重新规范、安置女性欲望主体的过程，女性作家处于不自知的状态并积极参与其中。而且有的女性作家认为只有能够处理宏大叙事题材──社会、政治、人生的广阔场景的作家，才是优秀的作家。或许是意识到男性强势话语对女性作家创作的规避和裹挟。女性知青作家在剖析知青一代灵魂的痼疾时，开始思考女性的命运和真实处境。
参考文献：
[1] 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 郭力.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3] 路文彬.历史想象的现实诉求[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
[4]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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