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学的典型论在文学理论中长期缺席与中国叙事传统有关。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政治经济因素又是造成典型论停滞的重要原因。探究西方典型论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引进中国文艺批评领域之后的流变，梳理中国原生性典型论的兴衰流变线索，探寻典型论与中国特有的意境说合流的可能性。
[关键词]典型论；叙事传统；意境说；流变与汇通
“典型”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概念，并且源远流长。西方近代现实主义理论和典型观的发展比中国早一个世纪，当典型论在20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时在西方已经盛极而衰。中国受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给中国叙事传统造成颠覆性影响。时至今日，引入中国的典型观也因为外延模糊而淡出文学理论视野。从典型论引进中国时的影响看出中国的文学土壤既然适合西方理论的扎根，必然存在相似的历史语境。
一、中国典型论发展的背景
中西方叙事传统形成于长久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发源地希腊自古以来海洋文明开放性特征和中国古代内陆农业文明封闭性特点存在天然差异。希腊文明带有向外扩张的商业性质，而中国古代农业性自给自足经济特点。不同的经济特色形成不同的民族传统精神，从而产生不同的叙事传统。在具体的民族精神指导下，西方形成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叙事传统而中国则形成向内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叙事传统。
根据不同的叙事传统形成不同的审美范畴，在西方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重视事物的差异和对立的叙事传统中形成以“典型”为核心的叙事性文学审美范畴，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内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和重视内在共通的叙事传统形成以“意境”为核心的叙事传统。不同的叙事传统显示了中西方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但是同样作为典型论，中国古代的典型论发展确是困难重重。
中国古代诗骚以来逐渐形成以诗歌表现情志、抒发理想为主要特征的，以诗乐舞三位一体为形式。从《礼记•乐记》中的“物感”说经由一系列文论家如刘勰、钟嵘到陆机，最终王国维作总结提出完整的“意境”理论。“意境与物境、意象、韵味、风骨、气格、兴趣、神韵、妙悟、诗味等都有密切联系，缺少较之它们更高一级的美学范畴。”[1]227可见，意境说一直都是作为我国叙事传统的主流存在于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之中的。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之中对于典型论的态度一般是贬低《文心雕龙•谐隐》中将之贬为“本体不雅”。宋元时期话本、戏曲的兴起，是市民阶层发展壮大的结果，可是重农抑商的政治传统对市民阶层的压抑导致话本与戏曲在文学思想中地位依旧偏低。政治经济对于文学观念的影响不容小觑，文学典型论一直隐匿在意境说背后持续发展。直到明清之际，我国城市商业经济发展初现规模，初现大量的反映市民阶层的作品。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白话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大量的文学作品基础之上，产生文学理论就有了厚实的作品基础。先有李贽对《水浒传》的评点“提出‘传神写照’的范畴，并从其‘童心’说出发提出‘真情实感’的原则。”[1]237后有金圣叹、张竹坡对《水浒传》和《金瓶梅》的点评都能见到典型论的影子。
明末清初典型论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直至晚清出现一系列揭露现实的小说，例如《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典型论才复苏起来。停滞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因为新政权是少数民族政权的胜利，满族统治者对汉民族的不友好，“清室对待汉人，无论是其为怀柔或高压，要之十分防猜。努尔哈赤极端排汉。”[2]830导致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受到冲击，所以导致反抗的长期性。第二，清政府本身的政治高压和文字狱导致长篇大论的叙事性作品受到限制。第三，乾嘉学派的巨大影响。“故江、浙考证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文化，带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单纯学术之探讨，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绝不相干。”[2]860乾嘉学派沉浸于考究典籍的风气影响了整个社会，考据同时也是相对安全的学术方向。清朝译书事业在道光咸丰年间再次繁荣，“道光中，海疆事棘，学者欲通知四裔之事，始竞编译地志”，又有“咸丰中，海宁李善兰客上海，与英人艾约瑟、伟烈亚力等游，译述重学、集合、微积等书，于是译事复兴”[3]882-883。其中“林译小说”受到外国小说写作习惯的影响，借鉴了许多新的创作手法和形式，推动中国典型论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典型论完整地引入中国，现实主义思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影响巨大。“小说界革命”以反映现实的小说作为宣传政治主张和启蒙工具。
二、西方典型论在中国的兴衰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和成仿吾等人引入典型说，典型说的扩大影响是从瞿秋白译介马克思主义典型说开始。具体而言，中国典型说的源头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除细节真实外，还要有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269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作家创作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和大量的典型人物的基础上，中国现实主义典型论的理论得到发展并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人物。
中国接受的现实主义是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本身具有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个性自觉对于反对封建礼教文化起到颠覆性作用。明末清初，中国原生性的典型论对于现实的揭露和对封建礼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也是推动反叛封建礼教的重要素材。可是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具体历史语境，使得现实主义典型论的发展不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是宣传革命的传声筒。过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主义典型论的独立性，同时也为典型论的衰落埋下伏笔。片面强调现实主义典型论的政治意义，明显忽略现实主义文学中典型人物与典型形象本身文学性问题。典型论“最重要的使命应该是研究在典型身上如何表现这些丰富的意蕴，以及典型如何能达成一个整体给人以愉悦的效果——这是一个关于文学自身的问题，应用文学自身的话语来解答。”[5]98介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80年都存在关于“典型论”的讨论，此后由于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大量引入，理论家改变了讨论策略，开始以审美为主要讨论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方引进的典型论分别在20世纪30年代、50~60年代还有80年代分别引起过热烈讨论。就第一次大讨论而言，从20世纪20年代引进典型论时就开始的“如何确定新的文学性质”的大讨论，直到1934年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社会主流，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在经历战争。“革命家和文学家们都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文学的激情和革命的激情是完全契合的，文学作为最易为大众接近和接受的思想武器，应该成为宣传革命的最有效的工具。”[5]98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尝试，典型论和意境说存在相互交流、互补、汇通的现象并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文论新范畴。尝试汇通两种范畴的作家既有深厚的古典文化储备同时也在创作中利用现实主义方法。京派就是其中代表，京派作家忠实于艺术的创作仍然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就现实主义的艺术性来说京派的尝试赋予了现实主义新的生命力并为现实主义在中国继续发展创作了可能。京派之中现实主义创作又以沈从文和废名的作品为代表。京派现实主义创作的尝试是基于中国传统的叙事习惯，并将意境为主的叙事传统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尽管不成熟依旧值得借鉴。
三、东西方叙事传统的合流
意境说作为我国叙事传统和西方典型论存在差异，但是同样作为审美最高理想型范畴其中存在相通之处。因为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甚至不同的民族性格，所以两种审美范畴的涵义肯定是不同的，相同的只是文艺规律之中的深层次主客观和谐统一主张。“这说明‘意境’说和‘典型’说所概括的对象存在着某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文学经验面的‘纹理’的类同所产生的内在的应合。”[1]224具体侧重上来说两种美学范畴存在差异，“典型”说偏重再现、摹仿、写实而“意境”侧重表现、言志和抒情。“典型”说侧重描绘人物，而“意境”说则侧重描绘意象。
20世纪20、30年代，“典型”说引进之后除了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之外存在一种重视审美的典型论创作方法。这种主流之外的创作往往在塑造现代主义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同时也塑造了古典的意境。30年代京派作家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他们活跃于古典文化积淀较重的北方。京派作品中显现的传统的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现代工业文明蔓延到全国之时，北方深重的古典传统和宗法农业社会受到冲击。表现在文学上就形成统一的以宽厚为主的审美情感，同时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性样式。同时京派小说中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也十分耀眼。
纵观废名虚构的世界，不仅能看到他笔下的乡村风景以及所反映的风俗之美、人情之美而且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悟。废名构建的乡村世界既有美好的乡村小人物也有天人合一的乡村环境。处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之中，早先废名对乡村小人物不幸的同情发生改变，例如小林与琴子的两小无猜以及他和细竹的微妙情感，皆被描写成美好的世外桃源式的世界。同时茂林修竹之间透露出纯真境界也和人物关系完美结合。这种明显的典型论和意境说的结合，这种有意避开不写人性丑陋，正反映了作者的向往，可是时代语境是具体的客观的自然也作为背景出现在废名的作品之中。汪曾祺对废名的文体命名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小说”，这种文体反映出废名的写作习惯，总是尽量淡化戏剧性的故事，常常以生僻难读的词句，来烘托出诗境。这种诗境和典型人物的结合，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范畴汇通结合的可能。废名的作品中有诗的灵魂，而形式却是散文式的小说。所以废名的小说可以和散文实现体裁互换，他的作品在情绪上舒缓、句子讲究、片断式的结构等等都有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子。因为废名一直强调用唐诗绝句的方法来写小说，一方面对现代小说的规则实现颠覆，另一方面创造出一种自由视角的叙述方式。看似零散的情节也可以看出浓厚的文化意味，但是语言晦涩不畅与内容格局稍显狭小。
废名对于京派的影响极大，对于后世京派领袖沈从文的影响明显。沈从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废名晦涩和狭小的局限。沈从文的《边城》里的湘西世界就是典型的古典意境，世外桃源式的地域和健康纯净的精神世界并借此来批判城市的虚伪和人性的异化。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有别于现代文明的世界，其中隐含着作者大量的情感和情绪，作者将自己童年的记忆带进文本增强了叙事作品的抒情倾向。沈从文改变一般从党派政治和现代商业文化角度来批判城乡的写作习惯，着重对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二元对峙的整体来批判现代文明。沈从文创造出理想化乡村和“神化”乡村人物，书写诗意的农村与浮华的城市形成明确对比。《边城》的写作模式是承接废名的又一次“典型”说和“意境”说汇通的尝试，结合了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审美传统。沈从文创造了小说文体，一种类似于诗的小说体式也可以称为文化小说和抒情小说，这种小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还有少数民族特殊的风俗人情。这种小说和废名的抒情散文小说类似，存在继承发展关系，它不注重人物和情节，主要强调作者和叙述主体的感觉与情绪。借以深重的文化意蕴改造国民、改造生命。沈从文继承与发展了废名的小说体式，并使京派创作整体走向成熟而且形成独立于20世纪30~40年代文学主流的一支具有独特文学观念的作家群体。
总之，中国是以抒情类审美范畴统率多年的叙事传统，在具体历史过程中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过典型论的雏形但被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给扼杀。进入新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了封建君主制，同时引进的现代主义典型论在战争的具体语境中引起共鸣。明显适应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典型论被用于宣传革命，但是在中国传统叙事语境的影响下仍然有以京派为代表的作家群体重视现实主义的文学性。京派作家以其深厚的抒情叙事功底结合现实主义典型论创作出一种新文体，尽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会衰落但是京派的尝试不失为一种融合“意境”说和“典型”说的可能。通过这种可能性可以寻找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范畴存在的内在相通性，以京派创造的新文体来完善现代中国文学的文体系统同时也是激活纯文学生命活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结合了西方典型论和中国传统的意境说的文体需要对京派小说进行继承并应该对其完善，将是探索中国新时代纯文学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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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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